我到了核实验场上去了八次，收集很多材料，爆炸的数据，之后写了一本冲击伤学的专著，当时在国际上是第一本。世界冲击伤学的一把手叫里奇蒙德，他比我大十多岁，人非常好。他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了以后邀请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又邀请我住他家。他夫人说中国名字不好记，我给你起一个另外的名字，我们美国的总统George Bush（乔治·布什），你也叫乔治吧，后来给贺卡就写，George Wang (乔治·王)。我们做出的成绩，他给评价是国际先进。所以要热爱我们的工作，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外国人是尊敬你的，不要老是看着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自己，这是没有出息的。

　　冲击伤研究就是很好的实例，国内得了一等奖，国外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还有美国的教科书正文上面专门写：中国在1964年第一次进行了核爆炸，由王正国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做成了什么事。在正文上写，采访文献也都有。冲击伤、军事医学也是有前途的，之后我们研究了创伤弹道后，也代表中国去做了报告，他们非常客气，包括我带去的两篇文章也刊登出来。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助理招待我家宴，非常高规格的待遇。

　　他们提出创伤弹道学的前三名：瑞典，美国，中国。所以只要认真做下去，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都可以做出成绩来。

　　华龙网：研究冲击伤的时候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条件很艰苦，您还经常去核爆炸试验场，是怎么支撑过来的？

　　王院士：那个时候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夏天白天四五十度，帐篷里面像蒸笼一样，我们去做实验，核爆炸当天我们把很多死亡动物做解剖，第一天晚上不睡觉，一直做到第二天眼睛都睁不开，就是连续做，很紧张，但是收集了很多很宝贵的资料。冲击伤比较系统研究的，全世界没有几家，而我们有很多真正世界第一手的核爆炸的材料。

　　那个时候年纪比较轻，我1953年入党，从沈阳迁到北大荒那个地方，冬天零下四十几度，没什么吃的。后来在核试验场，领导还是经常关照给一些罐头之类的，我们从核试验场出来坐火车到乌鲁木齐，穿两层军大衣，就像一张纸一样。当时没觉得苦，觉得我们这事情是绝密，让我们来参加非常光荣，有自毫感，这是真的。第二我觉得我们做一件事情，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所以非常高兴。

　　华龙网：通常在看了您的简历之后大家会把您的人生阶段按照您参与和开拓的科研领域来进行划分，如果按自己的想法，您会如何划分您的人生阶段？这些阶段中的哪个转折点是对您尤为重要的？

　　王院士在实验室做病理研究

　　王院士：一开始很短时间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大安心到安心，由被动到主动，这是很短一个过程，一个思想提高的过程，环境适应的过程。以后呢，军事医学可以说是钻进去了，钻进去了之后就觉得有乐趣。

　　一方面好像觉得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对老百姓来说是听党的话解决问题，一个重要的转变是我出国前后，对国际对世界了解更多了，而且人家也很重视我们的研究成果，后来回来之后我就想到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不仅要研究战伤，也要研究平时的创伤，就开始考虑这个交通伤的问题。

　　我先写了四篇文献，就是国际现在的动态，我打基础做舆论准备，然后我在创伤学会里面成立了一个交通医学组，聚集了很多人，另外主编了创伤杂志，我带头写一些文章，又引进很多关于创伤救治的文章，逐渐地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

　　这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更直接地回答对老百姓的损伤救治方面的问题，特别直接，冲击波、原子弹爆炸伤，一下子不一定都能见到。这是很重要的转变，重庆交通管局、公安部让我当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看到了交通管理和医学的联系。

　　过去汽车制造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医学完全是两回事，你管的就是出了事以后救治，交通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联合起来，车子撞不撞是一个问题，最终，人安不安全是关键，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工作对他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汽车在设计方面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三方面联合得像我们这么好国际上都是没有的。公安部事故科就是交通研究所的科室，我们结合得这么紧，所以我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将来在交通安全方面一定会做得更好，向瑞典学习，做到零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