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精英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
王正国院士担任第22届国际交通医学主席
2011年5月14日，第22届国际交通医学大会在重庆召开，来自16个国家的五十余名专家齐聚重庆参加会议。王正国院士担任了本次大会的主席，第二次在家门口参加这一医学领域的顶尖国际学术会议。
华龙网：这已经是重庆第二次举办国际交通医学大会了。1995年，您带着中国交通医学研究成果和有关重庆风土人情的资料和图片去到新加坡，为重庆争取到了的举办权。有人形容您当时像一位外交家，风度翩翩、谈吐不俗，终于得到与会代表普遍支持。时隔12年后，这样顶级的国际学术会议再次选择了中国重庆。请问王院士，这次重庆成功申办的背后又有什么值得回味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王院士：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吧，我们开始这样的工作大概在80年代初期，原来我们着重战伤的研究，现在考虑到世界的和平气氛为主，我们研究能不能做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平时创伤最多见的就是交通伤。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一定的基础。
通过开国际会议能够更好的向外国学习，也提高我们的知名度。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做了一定的准备就去到新加坡。那是第十四届，我们想争取下一届能在重庆开，后来得到消息，土耳其非常想承办下一次的会议，而且几个大的国家，美国、法国，英国都讲他们基本在安卡拉开会已经定下来了。我在会上还是很沉得住气，介绍我们重庆的情况，就像很有可能在我们重庆开一样，最后讲一句话：“如果各位代表你们选择了土耳其，我这位中国代表也支持。”这样子给他们一个面子，“但是我希望下一次，第十六届一定要在中国开。”我就让一步，他们很能理解，主席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也愿意投土耳其一票。
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外交，就是compromise，就是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以退为进。他们只能够下一届不能决定下下届，但这次我们例外，最后就决定十五届在土耳其召开，十六届就在中国重庆召开。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无论在科学水平、技术设备、整个重庆的发展都大不一样了。如果申办成功的话，就能更好地宣传我们交通医学的进展，宣传我们的单位，宣传我们的重庆，宣传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重庆市的科委、科协也很希望我们能多主办一些国际性的高水平的会议。这次的申办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研究有很大进展，而且会上邀请了两位专家作为特邀报告人，这样的报告人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工程院院士，一个是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就是我。我介绍我们中国的成就，比较容易地就把他们击败了。举办这次会议得到了重庆市领导，学校领导、医院领导的支持，所以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会开完后来了很多反馈的消息，说这是最近来参加的会议当中最好的一次，像瑞典，很明确地讲一定要和我们加强合作。美国有一位代表说愿意把网上各种有关交通医学的数据无偿地提供给你们来用，以加强互相的支持。所以这次我觉得是挺成功的。
华龙网：通过举办这两届大会，也能看出我们国家在交通医学研究领域的长足进步是吗？
王院士：非常正确，不仅是交通医学。从国际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交通问题特别严重，预计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交通事故死亡数会增加百分之八十三，发达国家减少百分之二十七，全球会增加百分之六十七。所以我们的成就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是一个榜样。我们的各种经验和体会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比如说我们最近交通伤亡和事故数量出现明显的下降，而印度还在上升，原来我们交通伤在世界上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现在已经降到第二位。
华龙网：交通医学研究应用到生产生活中，有哪些具体的积极的作用？
王院士：我们过去比较着重与技术性的研究，比如说他为什么致伤？研究分子生物学、基因，都是技术性的东西。技术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很快转化到实际应用方面。应用的最终指标就是要减少事故，减少伤亡。怎么减少法，便是和交管部门合作来进行研究。
王院士指导学生进行交通伤实验
目前重庆市事故数、死亡数、和受伤人数大大的降低了，是靠什么呢，首先是流行病学的资料，我们分析最近几年每例事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酗酒，超速，还是违反交通规则，把原因分析出来，把问题搞清楚了，那在这方面要加强管理，必要的时候进行惩罚。比如酗酒，过去没有规定喝到什么程度算犯法，后来我们成立交通研究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非常重视，请我来主持制定标准。这就不讲人情、面子了，完全按照法规来管理人，超过这标准了就罚，这样就好办了。采取一些相应的预防对策和措施，完善法规，这样事故和死亡数明显就下降了。另一个方面，是完整的创伤救治系统，最早地到达现场，最快地进行救治，送进急诊室进行手术或者到监护病房，这是一连串的程序。
一个是事先预防，一个是事后急救。这样一来整体水平就提高了。这不是一天两天，是缓慢地，但是看得见很明显地在改进。这对于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有直接的意义。当我们看到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对重庆市老百姓，对全国老百姓有一定好处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地欣慰。
网友“清风”：听说王院士所在的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与重庆市公安局联合建立了 “案事件现场数字重建实验室”，能否请王院士为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实验室里到底有啥高科技的秘密武器？有什么强大的功能？
王院士：主要是计算机数字化，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场的情况，搜集各种相关的数据后再通过计算机进行分析。影像录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推断到当时他冲击的速度，碰撞的角度，通过物理学的分析以后，算出谁是主要责任人，碰撞到什么地方，造成了什么损伤，这叫做事故再现。通过计算机分析之后模拟当时的情况，越详细在预防方面就更有效。
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日本非常重视，日本专家对我们也非常欣赏，专门请我们研究所的人到日本去讲学。瑞典是世界上交通安全做得最好的国家，他们提出零死亡率，即在未来一段时间中逐渐地将死亡数降低到零，这个目标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去瑞典参观的时候有一些小中城市交通伤的死亡数小于零点零五，也就是说小于百分之五，如果做四舍五入的话，那就是零了。他们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做得这么好，表示要和我们合作这个课题，所以刚才那个网友讲的很好，他一下看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外国人也看到了，我们通过计算机，通过影像再现事故，把因素搞清楚，减少再出现这种事故的机率。
网友“阿锐”：我老婆平时是位淑女，但是一开车就爱发脾气，堵车、等红灯，甚至前面的车开慢了，被后面的车按了喇叭，都会让她生气，往往是边开边骂，出了好多次擦挂事故，请问王院士，她这种情况是交通医学上是不是一种病态？应该如何防治？
王院士：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开朗，内向，急躁，这就是表示不同的性格。有些人遇事不惊，能够沉得住气，当然有一个修养的问题，锻炼的问题。有些人做事情风风火火的，希望快一点做完，这种人我们分析过，如果开车的话遇到这种人他就容易发生事故。遇到红灯、堵车的情况他特别容易发火，他觉得我应该很顺利地，半小时之内到达办公的地方或者开会的地方，结果拖四十分钟五十分钟还不行，越想越着急。但是着急并没有用，反而增加了危险程度。早晚高峰期，你把堵车看成是正常的，转换一下心态，当然我们并不是希望堵车，而是要很好地适应它。停下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烧什么菜，小孩回来以后这个周末怎么玩，想想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中国有一个单位统计：百分之四到六的人能造成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事故。这些人就是性格比较暴躁，这需要训练，自己慢慢转换，听听音乐，想想轻松的事。还有种办法，看看书和报纸。性格改变是很困难的，但是心态可以慢慢调整。要有这样的信念，就像我们说预防创伤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加强法制观，遵守交通规则就可以减少事故。
我再给你讲个小故事，就是国外讲交通事故是讲traffic accident，就是事故的意思。现在这个词不用了，为什么呢，accident有一种感觉好像意外事故没办法预防。现在改了叫crash，碰撞，碰撞是人为的，所以我常给学生讲crash，创伤是可以预防的，包括拥有一种好的心态，就能够预防和减少事故。
网友“小米椒”：在本次大会上有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都来到了重庆。请问王院士，他们对重庆这座城市的评价如何？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院士：有少数来过重庆的外国人，他们认为重庆没法辨认了，连我们的研究所，医院都没办法辨认了，变化太大了。我们原来设备简陋，比较陈旧，现在我们做的碰撞实验在国际上是非常先进的，他们发达国家看着都是很佩服。整个重庆市变化太大了，这点我们毫不逊色，我们非常有信心。
晚上两江游，在船上吃饭，“very very beautiful”他们说太美了，重庆夜景很漂亮，灯火辉煌，还有来往的船只也是一道风景。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剧目川剧——变脸，他们感觉非常奇妙，这是最受欢迎的。整个重庆市的建设，这么多的高楼，他们说 “looks like New York”像纽约一样。
最后一天王立军副市长请外国客人到公安局去，大礼堂前面有几十辆警车，女警们做了表演。她们学位也很高，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也有博士。参观交巡警平台时我们可以调出全国人口的数据，他们说太先进了，美国都没有做到。他们问中国有哪些城市都这样做了，我们讲重庆是全国首例。
代表们觉得这次是历来开会最好的一次，包括了会场内也包括了会场外，还有对重庆的整个印象。我们也非常自豪，我也主持过几次国际会议，这次作为大会主席我特别有面子。后来去到公安局，里面像学院一样，走廊上可以看警察的历史，中国的和国外的情况，古代的和现代的，还有很多书籍，外国人看到他们做警察的前辈也在上面，觉得你们非常有文化，印象非常好，这些交通医学的专家回去以后是对中国最好的宣传员。
华龙网：交通医学是您近年来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您在冲击伤学、创伤弹道学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您从最开始的被动接受组织安排研究冲击伤学，到主动选择创伤弹道学；再到自主开创中国交通医学，能讲讲您的心路历程吗？是如何发生这样的转变的？
王院士：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很希望做一个外科医生。我比较好动，外向型的。应组织上需要我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分到外科系。我很高兴，外科我以为就动刀了。那时候在上海，半个月做临床医生，半个月在实验室。到了北京后就基本上以在实验室为主了，地震、救灾的时候出去参加医疗队，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
刚开始我希望做临床，不希望做军事医学。后来看到了一些老同志，国际上很有名的大专家，隐姓埋名做军事医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教育。另外组织教育要为国家、部队建设需要服务。老教授老专家他们都能做到，他们热爱党，热爱军队，那我更应该这样做了，所以说是思想上提高的一个过程。实际我也在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在爆炸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伤员怎么办，也要想办法采取一些救治方法。有了这样一个理念以后就安下心来去做了。
